很多小孩的问题就是关系的问题
医院“学习困难专病”门诊，儿科副主任周晓迅见过很多焦虑而疲惫的父母。
诊室里，有的家长细数起孩子的罪状，边说边掉眼泪。
在家上网课，老师在屏幕那头点了三四次名，男孩就趴在桌上睡觉。一被父母责骂，就发脾气摔门，甚至动手打人。
一位上海母亲和孩子在家待了两三个月，孩子上网课坐不住，功课也做不完，母子间的“战争”每日上演。那段时间，女人肉眼可见衰老了不少。
学习问题，总是演化为家庭矛盾。
那名上课睡觉的男孩，被医生问到对父母的评价时，孩子的回答是：
“没有任何优点。”
诊室外的走廊上，十来岁模样的男孩跟在母亲身后，两人冷着脸，隔着一米开外的距离。
母亲提醒他吃点面包，男孩冲着她大喊：
“我今天就是饿死也不吃！”
学习困难门诊建立之前，医院就设有儿童心理咨询门诊，但大部分家长咨询的问题，都离不开学习。
那是最容易引起父母忧心的指标——为什么孩子不听话，成绩不好？为什么不愿意读书，整天打游戏？
开学第三天，一名一年级男孩被母亲带进周晓迅的诊室。
他先是对诊室里的设备感兴趣，在体重秤上跳上跳下，刚坐定，又从椅子上溜下来，摸摸听诊器，挂在耳朵上听。
但这个活力过剩的男孩其实敏感脆弱，父母说他几句，就会大哭。
新学期第二天，老师就把家长叫到学校。上课上到一半，孩子自顾自站起来，到教室外面兜了一圈。
老师提醒母亲：“小孩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带去检查一下。”
周晓迅（左四）接诊患儿和家属
图源：上海医院
像这样被带来的孩子，超过一半会被确诊多动症（ADHD，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这是导致学习困难最常见的病因。
除此之外，可能确诊的，还包括智力障碍、阅读障碍、自闭症，又或者抑郁、焦虑这样的情绪问题。
一位日本专家给多动症取了一个更形象的名字——“大雄—胖虎综合症”。
这个名字对应着多动症的两种亚型：
大雄代表“注意力缺陷型”，散漫、拖延、粗心大意，做事常常失败；而胖虎是“多动冲动症”，冲动、易怒，有暴力倾向。
故事的链条常常这样展开：
家长们发现自己的孩子学习不如人意，还表现出种种“特异”之处，家庭内的纠正以失败告终。
他们焦急地带着孩子来看医生，有时也就收获一个名叫“多动症”的症候。
这让他们确认自己的孩子病了，一切出于生理的原因：
注意力不集中，缺乏自控力，都是因为孩子的大脑前额叶皮质受损。
于是吃药、治疗，有的持续一两年，医院复诊，然后满心期待孩子们康复。
但医院副主任医师梅竹说：
“小孩子的行为问题也好，情绪问题也好，背后很多就是关系的问题。”
在学习困难门诊，“各种各样的家庭都会在这里展现”。
有的家长一坐下，不允许孩子说话，先数落一番孩子的不是，半句不提优点。
有的家长让孩子和医生交流，自己坐在一边玩手机。
有时候，母亲带着小孩进门，父亲就站在诊室门外。医生多次邀请，对方才勉勉强强进来。
与医生交流时，一些父亲全程不说话，一些母亲则全程抢话。父亲没说几句，孩子刚说两句，母亲都会插嘴进来抢走主导权。
还有一个被带来看病的孩子，家长告诉医生，孩子上课分心、走神，回家做作业也磨磨叽叽。
但经过现场询问和评估，医生排除了多动症的可能。
这些典型的“症状”，是因为孩子被父母送到他们认为更好的小学去，他不愿意，但因为年龄小，无法反抗父母，只能靠“摆烂”消极抵抗。
这些亲子间的隔膜，如果不及时干预，随着年龄增长，情绪问题会愈发严重，情况只会变得更棘手。
周晓迅就说，那些来就诊的大孩子，许多有焦虑抑郁，或者自残、轻生的倾向，都是情况恶化了的结果。
一名正处于青春期的女孩来到门诊，亮出手臂上密密麻麻的疤痕，是拿刀子划破的。
孩子的敏感，往往超乎大人的想象。
在学习困难门诊，很多孩子能感知到父母情绪的波动，一看到父母不开心，就变得紧张、焦虑。
父母则容易忽略孩子的这种特质。
在家长眼里，“孩子没心没肺，说他后，过会儿就忘了”。可等到父母出了诊室门，孩子单独留下时，便告诉医生：“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也有的家长把全部问题推给孩子，“孩子没病，我自然就好了”。
“孩子就像一面镜子，反映的是整个家庭的问题。”梅竹说，“绝对不单单是孩子一个人的治疗”。
家长们往往最容易注意到学习问题，学习困难引发亲子矛盾，家庭战争由此爆发。
伤害孩子，也伤害父母，恶性循环之下，不仅导致孩子们的心理问题、品行障碍，也成了一个家庭难以愈合的伤痕。
而所谓治疗，在谨遵医嘱之外，往往更需要一场家庭疗愈。
家庭战场
大概是从女儿三四年级开始，绿杉蔷的家庭生活变成一个战场，上演着权力的压制与反抗、怒吼和眼泪，甚至几次提到过“死”。
触发机制，有时是女儿笔下的一个错字。同一个字，听写10遍、20遍，这次少一个点，下次又多一道横。
有时是一个数字，写在草稿纸上是“7”，搬到习题本里就成了“1”。前面明明写的是乘法，算着算着就成了加法。
她冲着女儿大吼，有时候，咆哮声响彻楼层。
好几次，绿杉蔷被气得手脚发麻，眼前发晕，倒在沙发上。
给安妮报考钢琴三级，几首曲子，反复在同一个地方犯错，纠错、打手心，还是改不过来。
绿杉蔷彻底失控，跑过去打开位于23层楼的窗户：
“都不活了，咱们俩今天一起跳下去！”
而四年级女儿的反击是，她冲进厨房拿起刀：
“你知道我去干什么吗？我要自杀！”
绿杉蔷在黑板上写下
女儿的常错生字和记不住的单词
右边的板子贴着学习计划表
图源：绿杉蔷
夜里，绿杉蔷躺在卧室的床上，被绝望感包裹着。
她想到即将面临的“小升初”，想到未来一道道需要依靠学习翻越的险峰：
以后如果考不上高中，就上不了大学，也就没有好的工作，那这孩子就完了。
她也不明白，看起来那么聪明的孩子，为什么就是学不好？
为了孩子的教育，她自学了心理学，考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证，但仍然找不到答案。
女儿安妮曾短暂地承托起她的希望。
在幼儿园的毕业典礼上，安妮和另一个小男孩一起，代表幼儿园里的几百个孩子，当晚会的男女主持人。
小区里有8个年纪相仿的孩子，安妮和男孩，被大家公认为最优秀。
上小学后，男孩一连拿下了校级、区级的“三好学生”，安妮的成绩却掉到班级中游。
在绿杉蔷身边，成功教育案例比比皆是。
她亲眼看着一位好友的女儿慢慢长大，考进了北京市第四中学，当上北京的中考状元，又在高考后，收到北大的录取通知书。
如果把孩子们放在同一个坐标系，在众多上升曲线中，女儿安妮就像那根最突兀的抛物线。
随着一起失控下坠的，还有母亲的人生。
亲子关系最紧绷时，啪——，绿杉蔷成了最先断裂的那根线。她确诊了抑郁症。
“学习困难”4个字，在她的前半生从未出现过。
绿杉蔷自己在10岁左右就得过国际大奖，读书向来不是多费劲的事情，从小到大，该拿的奖项都拿了个遍。毕业之后，她考上了北京的公务员，一路升职。
但40岁这年，绿杉蔷辞掉发展前景更好的领导岗位，换了一份市属高校的工作，有寒暑假，4点下班，给了她足够的时间监督女儿的学习。
那时，绿杉蔷仍认为安妮学习不好，只是“态度问题”。
“对我来说，人生在走下坡路。”绿杉蔷说。
失落感和怨气没有消失，成为日后亲子矛盾的催化剂。
每天下午，绿杉蔷掐着点下班，朋友间偶尔聚会，她也不敢参加。
急匆匆赶回家，做好饭菜，就坐在安妮身边死磕作业。
但凡遇到懂教育或孩子成绩好的家长，绿杉蔷就追着问：
“我们家孩子怎么就这样呢？”
关系好点的朋友，都收过绿杉蔷发来的卷子照片：
“又考成这样，你说到底为什么呢？”
那时，绿杉蔷还不知道，自己患上抑郁症，女儿安妮也逼近了危险的边缘。
一天，女儿同桌的家长突然找到绿杉蔷，告诉她，两个孩子觉得上学没意思，相约着跳楼。
接受一个普通的孩子
年5月，医院确诊为注意缺陷型多动症。
安妮做过的韦氏智力测试
气质类型为“难养型”
图源：绿杉蔷
据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编写的《中国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防治指南》显示：
全国ADHD患儿大概有万至万人，就诊率不足10%。
医院助理研究员王久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从~年，医院诊断了名多动症患儿，其中，有个孩子合并有阅读障碍。
医院，还是国内为数不多，能为阅读障碍提供明确诊断的机构。
这意味着，绝大部分的多动症或者阅读障碍的孩子，既无法适应学校的学习，也无法得到家长的理解。
在当下的社会价值序列中，他们成了一个个小小的“失败者”。
拿到诊断结果，绿杉蔷感受到一种极强的解脱。
孩子是个好孩子，问题也不在于自己教养不当，她只是病了。
一些多动症孩子通过用药恢复正常的案例，让她感到振奋。
但她也在医生和部分家长那里了解到，也有孩子用药之后效果并不明显，反而产生了抗药性。睡眠不好、食欲下降，也是可能存在的副作用。
考虑到安妮的症状并不严重，绿杉蔷暂时没有让孩子服药。
这位焦虑的母亲又开始打听其他的疗法，包括食物疗法、感统训练、数字疗法等等……
所有与多动症相关的书，绿杉蔷几乎全找来读过了一遍。
“盼望着有一天药到病除，孩子变成我期待的样子。”
一位做特殊教育的朋友问绿杉蔷，如果孩子以后没有明显好转，一直都是现在这个样子，还能做到接纳她吗？
绿杉蔷在心里愤愤回应：你没这样的孩子，当然说得轻巧。
去医院时，绿杉蔷偶遇一对从山东来北京就诊的母子，是被学校老师撵来的。
孩子在地铁上跟人搭话：
“老师说我有病，不让我上课了。”
男孩七八岁，充满活力，在医院跑来跑去，抱着其他孩子转圈。
中午，妈妈买来汉堡，孩子举到绿杉蔷嘴边：“阿姨，你吃啊，这个不辣。”
晚上回家，绿杉蔷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