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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
王永钧
王永钧
一、传承之路
假如没有60多年前那场病，王永钧或许不会当医生，而中国也将损失一名优秀的中医专家。
年1月，王永钧出生于浙江杭州，解放初期，16岁的他考入财税局，成为公务员，很快就因为工作出色被提拔为干部。但不到一年渐渐发现身体有恙，脸面浮肿，全身乏力，医院检查才知道患了肾病！在奔波求医的三年多里，医院和医生，但均没有起色。几经辗转，得知西湖船工有张祖传草药秘方能治肾病，于是，王永钧慕名前往求医。经过老船工三年的精心治疗，他大病痊愈，也对中医药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作出了人生道路上重大的选择：当一名大夫，救治更多的病人。
杜甫有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但要登上高峰，其中的艰辛只有登山者自知，王永钧一病成医，在他的学医、从医之路上付出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自他决定学医那天起，就开始自学中医著作，背诵《药性赋》、《汤头歌诀》，研读了《本草备要》、《医方集解》、《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各家著作。继而先后拜师于王显庭、徐步云、王金生、赵志超、俞尚德、张硕甫、谢麒祥七位老中医，由于有自学的基础，又勤于钻研，所以深得几位老师的赞许。在赵志超老师处亦只学了半年，就转介绍给俞尚德老师，赵老师说他不能耽误了王永钧的学业和才能。老师们煞费苦心提携晚辈的宽大胸怀，至今令他铭记在心。在王永钧的多位老师当中，俞尚德是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位导师。俞医院中医科主任，擅长消化系疾病，他治学严谨，思路敏捷，汉学根底好，对《经典》理解深，且富有创新精神。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俞老便与浙江医科大学药学系教授合作，开展他经验用药的药效学研究，正是在他的启发及带领下，王永钧逐步踏上了中医现代化的道路。
年王永钧更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杭州市首届“中医学习班”，年仍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成为学习班唯一一名享受本科生待遇的毕业生（当时中医还没有大学专业）。而后还兼任杭州市第2-4届中医学习班的班主任及教师，主讲《中医基础理论》、《内经》、《伤寒论》、《时病论》。年他参加了浙江医科大学医疗系5年制函授学习，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当时三十出头的王永钧就这样边学习边实践，衷中医参西医，打下了扎实的医学基础。
王永钧在中医学习班上授课
二、行医生涯
王永钧在中医学习班毕业后医院工作，年，他与洪用森医院创建了全省第一个中医病房。年，他调医院，期间担任中医科主任，先后撰写发表多篇有较大影响的论文，如“大剂量木通可导致急性肾衰竭死亡”，这是国际上第一例具有肾病理证实的含马兜铃酸植物导致肾衰竭的报导，应用中药和针灸为主治疗胆道结石、治疗急性胰腺炎等，显示出中医药的优势，获得同行的认可。年，医院任业务副院长兼中医内科主任，当时院内还没有一名肾脏专业医师，在他的带领下，创建了首个中医肾脏病专科，医院多项第一：第一个开展肾脏穿刺技术，用金指标为中医肾病微观辨证提供了依据；第一个建立肾病实验研究室，作为中医肾病临床和实验研究的平台，使中医科研由浅入深，逐步发展；第一个开展系统的透析疗法，包括全结肠中药透析，中药皮肤透析，中药血液透析，以及标准血透与腹透。这三个“第一”医院的中医药现代化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创新的平台，也打出了肾脏专科的品牌，学科相继成为全国中医肾病医疗中心，国家中医肾病重点专科协作组大组长单位、国家临床重点学科、国家区域中医肾病诊疗中心（华东）、浙江省、杭州市首批重点学科等。更于年被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批准医院，成为首家中西医结合、内外科联合，未病先防、已病防变、病后防复的一体化、优质卓越的肾脏泌尿系疾病诊治中心和科学创新研究平台。
王永钧与团队合影
王永钧教授杏林春秋数六十七载，爱岗敬业，钻研技术，致力于中医药事业的传承、创新和发展，被誉为“德技双馨”的好医生。并于年成为首届全国名中医，年成为浙江省首批国医名师，年获得浙江省医师终身成就奖，先后获中医药传承特殊贡献奖、中国中西医结合肾病特殊贡献奖、中医药国际贡献奖等荣誉称号，在中医、中西医结合肾脏病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年王永钧成为首届全国名中医
年王永钧（中）获浙江省医师终身成就奖
三、学术思想
近30余年，王永钧专攻肾脏病，并将“审病-辨证-治病/证”的思维方式应用于肾病临床，其构建的IgA肾病五型辨治体系、创新性的“风湿致肾病”和“肾内微癥积”等理论对中医肾病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推动了中医肾病学术的发展，并救治了不计其数的肾病患者。
1、将“审病-辨证-治病/证”的临床思维应用于慢性肾脏病临床实践，明显提高了诊治水平。
西医讲“病”，中医讲”证”，王永钧教授认为“病”是人体在致病因素作用下，导致生命现象发生异常的全过程，而“证”则是病因作用下发生的综合临床表现，是疾病连续过程中的一个横断面，具有阶段性。因此，王老主张“审病－辨证－治病/证”，并认为CKD的辨治当先“审病”（国际公认的统一病名）以举纲，再收集证候的证据和主症，辨证以张目，包括充分利用现代实验检查手段，拓展传统中医“望闻问切”四诊的广度、深度和内涵，既纳入宏观的“外景”，又包括微观的“内景”，这样既能认识CKD全过程的各种临床和病理表现,又能以中医认识和诊断疾病的思维方法去研究其症状、证候、病机、演变规律和预后，充分融汇中、西医的各自优势。王老在临床实践中将这种思维方式一以贯之，这不仅提高了诊断的准确性，又增加了治疗的目标性，明显提高了临床的诊治水平。
2、拓展象思维，建立了肾脏病中医微观辨证体系
“象，形象也，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中医传统对疾病的诊察往往通过对“象”的总结和提炼，察其外而知其内。但疾病的表现（病象）由内而外，由隐伏而至显现，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王老认为，若借助现代仪器设备和技术，能直察其内在改变，显著缩短由内而外进程，可使CKD的治疗时间窗提前，极大地提高中医药防治水平。因此，王老及其团队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在中医领域，率先开展肾脏穿刺术，直察肾组织的病理改变，为CKD的肾虚、络瘀、风湿等证候提供微观辨证依据，并结合血、尿检测及中医“四诊”，形成了CKD微观辨证体系，如提出肾组织中出现炎细胞浸润及新月体形成等活动性指标乃是风湿病邪侵扰肾络的表现，而细胞外基质积聚、球囊黏连、血管襻闭塞、肾疤痕形成、局灶／节段肾小球硬化与间质纤维化等病理改变，正是“肾内微癥积”在不同时候形成的病象，系风湿之邪与痰瘀相互胶结，导致正常肾单位逐步减少所致。
有鉴于此，王老以“既病防变”的“治未病”思路，相继研制了复方积雪草1号和2号方，从多环节、多靶点防治CKD的病情进展，并获批2项国家发明专利。
3、创新“风湿致肾病”理论
虽然《内经》、《金匮要略》等中医古籍中已有“肾风”、”风湿”、“风水”的记载，但对没有水肿的肾病，多数医家往往忽视了风湿致病的重要性。王老则创新性地认识到“风湿”在肾病中的致病作用。
王老认为，风湿不仅是风湿痹病的主因，亦是原发性肾小球疾病（肾风病）的始作俑者和病情进展与加重的独立危险因素。当“开泄、善行、数变”的风邪和“凝滞、缠绵、难愈”的湿邪相合，干扰肾之藏精、主水、司开阖，可影响肾玄府功能，使气液升降出入受碍，以致水肿、尿少，并使蛋白和／或红细胞等精微物质从尿泄漏，继而可出现肾虚、络瘀，使肾功能进一步衰减和丧失,临床出现肾劳和溺毒的证候，甚而累及肾外及全身多个脏腑。因此，及时地干预和阻抑风湿证候，有利于稳定甚至逆转疾病的发展。
王老以“象”思维为基础，继承和创新发展了“风湿致肾病”的理论，其有关“风湿”的因、机、证、治被中华中医药学会肾病分会纳入原发性肾病综合征的辨证试行方案。
4、建立IgA肾病辨治创新体系
IgA肾病是最常见的原发性肾小球疾病，亦是导致终末期肾病的最主要病因之一。其临床表现及病理改变呈多样性，基本涵盖了所有原发性肾小球疾病的临床与病理现象，故王老多年来对IgA肾病的因、机、证、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建立了完整的IgA肾病辨证创新体系。
王老认为，IgA肾病当属中医“肾风病”范畴，是由风湿病邪为主的网络病因所导致。他和团队同仁通过调研和分析例IgA肾病患者的中医证候，并结合临床实践，最终确立IgA肾病中医辨证创新方案的5个证型：肾虚证、瘀痹证、风湿证、肝风证、溺毒证。其创立的以虚、瘀、风湿为主的IgA肾病辨治方案被纳入国家中管局肾风（IgA肾病）中医临床路径和中医诊疗方案向全国百余家单位推广。而开展的多项临床研究提示中西医结合个体化治疗IgA肾病的疗效优于单纯西药治疗，其成果曾多次获得浙江省科技进步奖一、二等奖。在年，王老作为主要参研者之一完成的“IgA肾病中西医结合证治规律与诊疗关键技术的创研及应用”课题，更是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耄耋之年，王老仍深耕在他热爱的肾病事业，坚持每天门诊，不断学习。作为一名中医出身，功底深厚的医家，王老无门户之见，主张法古融今、兼收并蓄、守正创新。正是王老的卓识、远见，脚踏实地且永不停歇的坚守和开拓，推动着中医肾病的学术发展，医院肾病科一路向前，享誉学界。王老坚信，作为现代中医人，一群人的努力，必将为中医药的复兴和无数肾病患者带来新的希望。
坐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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