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小名叫九二郎，根据起乳名的方式和零星的资料记录可知，苏轼哥俩之前，还有个哥哥和姐姐，可惜都不幸夭折了。以前为了人丁兴旺的寄托，古人喜欢在起名时带百带千，比如文天祥排行“第千一”，他管自己的二弟文天球、妹妹文懿孙叫千二哥、百五贤妹，可知文天祥家不止这六个兄弟姊妹，应该也有夭折的。
但排行这事儿不是绝对定死的，有些是家庭内男女混排，有些则是家族内男女分开排行。既是大家都默认的社会习俗，也是宗族制度的组成部分。像近现代依然还有，大家看李碧华的小说、关锦鹏的电影《胭脂扣》中，那位十二少就是排行第二，属于带十的称谓方式。
苏轼的家里就是男女分开排的，这个“九”就类似上述的千百十，并没有实际的意义，大约是苏洵喜欢易经，从“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而来的。后来父子两代三人合注而成《苏氏易传》，看来也是早有渊源。“九”是从习从寓，“二”才是排行。
苏轼的年龄计算也比较绕，出生在腊月底，以前生下来就算一岁，马上过完年又加了一岁，因而导致现在我们算他的卒年，加上传统的虚岁算法，往往徘徊在两三年之间。再者公历计算和农历计算有月份上的差异，所以苏轼算起来是比弟弟苏辙大2~3岁。
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苏洵《名二子说》
苏轼十一岁、苏辙八岁那年，父亲苏洵要为哥俩起学名，还专门为此写了篇短文说：“一辆车上的车轮能滚动前行、车辐能衔接加固于轮体、车盖能遮雨蔽日、车轸能围护敛合，它们都各有职责各尽其用，唯独车前面当扶手把手用的车轼，只有在颠簸抓扶或休息倚靠时才会用一下，似乎并没有更大的作用。尽管如此地看似无用，但把车轼给卸掉，那一驾车也就不完整喽。轼崽呀，我就是担心你本性纯真率直、不懂得为人处世的‘外饰’，所以用轼字给你取名，借此来提醒你要懂得遮掩锋芒啊。”
然后又转头对弟弟苏辙说：“天下的车都是循着道路、车轨而前行的，假如咱们给车上的各种部件论功行赏，那就没有车辙的份儿啦。虽然与奖赏无缘，可若是行动出了意外导致车也翻了马也死了，那倒也怪不到车辙的头上，因为车辙正好处在驱车之人论‘功过’的范围之外、处在祸与福的最佳平衡点上。辙崽呀，你的性格就是酱紫，能避免至功、极祸的连累，老父亲还是相对比较放心的啊。”
我个人特别喜欢这百字短文，将通俗比喻和深刻道理，用朴素的语言表达出来，只要人类文明不消亡，就会一直被流传下去。它的精妙之处在于，用极简的文字，说了“人生、道路、态度”三者的关系。
俗话常说三岁看八十，若以老父亲苏洵的视角观察两个孩子，从他们成长的这八九年里，目光犀利敏锐的苏洵，已经看出了俩娃儿的个性特质：哥哥是扶凭之材，弟弟是承车之材——当然，这是就以前读书人的仕途之路、封建社会君臣系统下而言的。
仕途根植于政治环境，国家政治的运行如一辆精密沉重的战车，历朝历代就是在推动这辆车的缓慢进程中，不断更换着车上的总指挥。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总指挥周围，有同在车上的肱股之臣，也有在主车周边随行的百官，还有跟在后面的千万车队与兵马。
性格决定命运，命运构成人生，人生不同阶段的个人态度，决定了道路的曲折平坦、际遇的沉浮穷通。人生道路态度这三样是一体的，共同构成人生轨迹所依存的坐标系。兄弟二人都曾通过科举而入仕，都曾经历过升迁而接近过权力的最中心，都曾随着那辆政治的战车，在纷乱与斗争中前行。在二人的共性之外，不同阶段对不同事件的不同态度，决定了他们处事风格的不同，继而导致了他们不同的命运轨迹。
政治的本体是权力与分配，这在人类无法解决能源资源问题、无法继续进化并脱离两性繁殖模式的前提下，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深层本质。政治的外相是兴衰与更替，在智慧生命与物质环境绝对绑定、不断试错和缓慢的经验积累之前提下，是对历史社会发展演变规律的不断重复重现。政治的作用是有序与稳固，是在利益获得者的数量比重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不断产生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
“政体”在封建纲常观念中，几乎是权力中心舞台上玩家们的角斗戏，与舞台周围的服化道各部门、用脊骨承载着舞台的千万人民关系不大。“政用”则是选择仕途道路的人们，一生成败与功过的唯一载体。苏洵所担心的，就是在政用之路上，苏轼这个崽，会因为政体的偶尔“扶凭”，而过度彰显自己存在的作用和特性。苏洵所放心的，是苏辙这个娃，更适合作为承载政体战车的轨道，愿其自身不被“功过”所累、但作为选择仕途之路的人，能为政用起到引导、承载的正向作用。
从许多细节中我们能明显感受到，苏轼的性格像父亲多一点，苏辙的性格比较接近母亲程氏夫人。哥哥苏轼像是巍峨俊秀的高山，有其岿然独立、奇拔耸峙的一面，也有漫山苍翠、繁花似锦的一面，这样天然恢弘美好丰富的内心，如何作得矮丘深壑呢？为人做人之难，就难在要把天地造化的博大，做成愉悦心眼的盆景。
弟弟苏辙则像是山下蜿蜒的长河，任你四季变迁花开花落，我自善渊善仁善治善时，以柔之坚忍历寒暑风霜，仍奔流不息静默无喧。山水秉性的兄弟二人，也以一生的所为，巧妙地展现了自古推崇的“仁”与“智”。可山水归山水，人生归人生，在时代与社会中，纯粹天然的秉性，很难与人为刻意的塑造达成完美的兼容。
苏洵会想到这两个字，其实也有深层的思维轨迹与用典依据。《左传》中有篇《曹刿论战》，说的就是长勺之战相关的故事，不了解的小伙伴可以自行深入探索。这场战争中实力较弱的鲁国，罕见地战胜了实力很强的齐国，是历史上有名的以弱胜强的战争案例，也曾多次被润之先生提及，并运用其战略防御、以逸待劳、取信于民、后发制人等谋略精髓到实战指导中。
典故中有个小片段，就是督战的曹刿“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是说齐军溃败之后，鲁庄公着急下令追逐。曹刿当即阻止并下车看地上，齐军的车轮碾压出的混乱车辙，推测出齐军并非有准备地撤退，又登上车扶着车轼远望，看见齐军的战旗的确倒下了，乱象之中不太像会有预先谋划好埋伏的样子，这才决定追击对方。
当然苏洵短文里的车辙，更多是指车轨车道那个涵义而言，不完全是说车轮在土地上压的印子。因为苏轼字子瞻，瞻就像登上车凭轼而望的样子；而苏辙字子由，由字早期的涵义之一，就是有路通到田里。《左传》中曹刿观察车辙，就是在看一场战争之后，客观结果中的细节特征，登轼而望的是对方的态势，并就此做出判断。
对客观现状的细节了知、对整体态势的把控预判，几乎是任何人做事时，都要着重下功夫的地方，考验着知识储备的深广度、个体的眼界格局和智慧。左丘明的记载很简单，并且限于文言文的束缚，有很多军师家眼中极其重要的细节因素，并没有在《曹刿论战》中体现出来。但后人可以根据历史和现实来推导，精通易经的苏洵一定也很清楚，那些没有在原文中体现出的军事要素。
因此他取名时的思量和发论，并不仅仅是在俩孩子的那个阶段，祝福勉励或提醒式地随便说说，而是有更长远深刻的思考在其中，或许当时他眼前，都已经浮现出两个孩子长大之后，如何处世如何做官的样子了吧。
再说“外饰”，即所谓处世之道、做人之道的其中一部分，在现当代语境中狭隘一点，也可以说成是情商和姿态。为人处世为什么需要外饰呢？在我看来“外饰”有情、理、欲、利四个大类，总的根基在于我们是人类，是这个物种的特性所决定的，并不能像三体人那样“透明”“联网”。我们把个体的聚集称之为群体，大多数语境下的“一体”只是一种愿景和精神，真正窥破一体的天机，怕是修道的行者方能了悟。
情饰的根源在于人心有别：每个人的出身与经历不一样，脑袋心灵中的思想观念不同，那么对万事万物的理解与态度也就不同。个体带着各自的“情”于集体中的旁人交涉，既有大家共同遵从的修饰，比如极少有人会在酒局饭桌上，戳破领导吹牛的谎言，需要装傻装信服装聆听的修饰；也有各自态度不同的修饰，比如有人在职场上扮演谏臣，而陶醉于对古代名相的模仿快感中，而有人却选择装聋作哑躺平摸鱼，冷笑着俯视庸碌的旁人，笑他们无法达到自己大智若愚的境界。
只因每个人需要活着，活着就需要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保障了基本的生存才能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无论这些过程被赋予什么意义，它的本质就是以人为本体和中心，满足人的欲求与消耗的过程。如此每个人生存的根基不同、生活的台阶也不同，再被面子、自尊心、话语权、地位、学历技术、职业身份、阅历见识……等裹挟后，就产生了需要借助修饰的方式，让自己的获得过程减少些困难障碍，让大家共同维护的局面相对稳定。
理饰的根源在于文化延续：人类从厮杀、吞食和竞争中走到今天，孕育文明诞生文化的过程中，出于人类物种的自觉性和自我认知，需要树立真善美、打击假恶丑，让艰难稳固地延续至今的文明，还能在地球上延续下去。很多时候正在制造历史、或者回顾过去历史者们的心态，并不是一个凌驾于人类之上、要完全客观真实记录人类发展过程的动机，而是如何能更好地让“历史”产生价值产生正向推动作用的目的。
如上古神话中，诸多的个人英雄和牺牲与奉献，如古代史书中为尊亲贤者讳的态度等，就像是只有做出了一百分的教科书，那么在民众努力学习之下，才有可能成为获得七八十分的“好学生”。否则古往今来绝对真实客观的“人格”教材，反而会成为大众开脱自我的“圣经”，并以此挑战一切权威和公信力。何来绝对的公平公正呢？政体的刚需是牵制、平衡。
古人揭竿而起都需要给天下一个理由，否则师出无名难以成事。今之商擘也惯会从文化内涵与社会意义的角度，夸大自身价值与个体贡献，用以对上自保寻求政庇、对下洗脑巧立牌坊。更遑论在衣食住行里摸爬滚打的普通人呢？因而也就有了欲饰。
欲饰的根源在于角色扮演：人们对物质、肉体、金钱、地位、名声、寿命……等各种事物有了消耗和更多的追求，那么在一个又一个阶段的演化发展中，个体和团体的性质也会发生两大类变化。一是有形无形的所求之物，积累到一定程度能改变个体和个体之间的关系、能改变圈层甚至阶级属性；二是自诩高等动物的人类，需要为不断不停的需索过程，留一块最后的遮羞布用以彰显文明属性。
譬如自媒体营销号，想要获得流量又不屑于贩售性冲动、低俗猎奇内容，试图用高级玩法从阶层族群入手，那么他们就会用合适的主义来自我包装，扯左右论阶级、义愤填膺于阴暗面、积极畅想于未来道路，说受众想听的话，引起受众想讨论的话题，满足受众借社会问题而宣泄自我需索不满的情感表达需求……但初始目的只是为了获得来自这个族群和圈层的流量。
以此类推，则肉体和性资源需求，成了关于机会的交易或红颜蓝颜知己的粉饰；追求金钱地位名声的福报佬们，在人民的善意尚被蒙在鼓里时快速积累、不可一世妄以人师国师自居，而当被觉醒的人民之天威震慑之后，则又以吮痈舐痔的嘴脸，恨不能将一颗红星烙于额顶，怎么看怎么觉得讽刺。若把欲饰从道德语境中单摘出来，推而广之放到更大的尺度上，便产生了利饰。
利饰的根源在于政用之序：如前所述，政用是有序与稳固，即在利益获得者的数量比重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不断产生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将它放大到世界范围内，就是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作用，或合作或对立，或阴谋或阳谋，一切都是为了自身稳固与秩序稳定，一切也都基于资源能源之利、发展模式之利、主义道路之利。
由此四外饰之故，那种无饰无束、纯天然不刻意的人与境界，几乎不可能存在于群居动物和社会生活中。山必有缺、金无足赤，外饰这个东西又无法以器称量以尺相度，只因人心有别各存私欲，故而外饰的标准也各不相同，似乎在天然去雕饰的“无所饰”面前，显得下乘、像个伪命题。热血少年时代，黑白分明的眼中，清明澈亮的心头所憧憬的“无饰”大约只有传说中尘网樊笼外，渺茫浮远的修行者身上，才能见着零星半点，若存若亡难究其奥。
毕竟心、性、识本身，就决定了每个个体，无法做到纯粹的无饰。勘得太透就容易令人生了出离心，犹如红楼之中宝钗所云：“这些道书禅机最能移性。”若真能移得透彻，则可成为脂砚斋批语所云“翻过来的”。而人间红尘里，又能有几个翻过来的呢？无论碌碌柴米辈，或是攘攘庙堂客，无一不是慢慢学着外饰，跌跌撞撞摸索着和这个世界打交道。随着年龄成长我们慢慢明白，将外饰和无饰对立起来，才是狭隘的愚痴，因为只要有那个界限在，就等于拿着偶然短暂的有序，去挑衅永恒的无序和混乱。
轮到苏轼自己给儿子起名，迈、迨，像极了古今皆同的游子，从出发远行，到一步步走上目标的阶梯；而过和遁，亦如当年苏洵的一声叹息，仿佛是苏轼告诫儿子不可贪恋、学会规避之意。我们大多数人的人生也是这样，年轻时激昂而迈、艰辛而迨，抵达人生的波峰后，恋恋不舍欲求不满者，是过错、是过度，亦是不能知舍而过；而能堪破祸福参透取舍、擅隐乐遁者又寥寥无几。
他在洗儿戏作中说：“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孩儿愚与鲁，无忧无虑到公卿。”这被后世多少人认为是嘲讽、是牢骚、是不满，也被多少人过度解读出各种花样。我倒觉得这是苏轼的真情流露。个人父子情感层面，特别像断指轩辕给李大嘴刺的“好汉饶命”，那样的笑中带泪。家国情怀层面，你安知东坡所云之“愚鲁”，就不是已然炉火纯青的外饰呢？
他把一生的遭际归咎于“聪明”二字，可“翻过来”者的聪明，和利地之上利人们的聪明，恐怕有着云泥之别啊。只因一个时代走向冬天时，语境会被污染，词义的内涵也会被扭曲。愚钝笨拙的反义词，就是聪慧伶俐。好比一个经过宦海沉浮的老者，所认为的聪明应当是舍、忍、让、止；而初出茅庐的愣头小子认为的聪明，在现代社会的资本商业语境中，大约是利益、情商、伪善与维系。况且真正的老戏骨，大多在商界在官场，他们自有他们所熟稔的外饰。
查先生的《神雕侠侣》中，我最喜欢的片段之一，是杨过在独孤求败的剑冢那节。第一柄剑凌厉刚猛、无坚不摧，弱冠前以之与河朔群雄争锋。这是一个人最该发奋自强、勤学不止的阶段，学问之道最需勇猛精进，人生以何为外饰，外饰之“技”的根基，需要扎根于此。
第二把剑是紫薇软剑，三十岁前所用，误伤义士不祥，悔恨无已，乃弃之深谷。紫薇者，天帝之宫也；软剑者，柔软如绢杀伤力强，可力道最难掌握。其剑质之“软”，恰似初入社会时，和老去的大人们，所学的为人处世之道，内含精粹也难免糟粕，没有足够的智慧去控制“手段、谋略”的力道，则伤人伤己后患无穷。小至个体，如刘鑫（刘暖曦）之流，披人皮行兽事；大至群体，如尸位素餐的慵官懒政、精致利己的公知染污青年。这样聪明的“技巧”“利器”、这般“外饰”的好手段，若不以学识、智慧和悲悯筑基，那不要也罢。
第三把是倚天剑屠龙刀的爹，玄铁铸成重到脱手，轻易拿捏不住，所谓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四十岁前恃之横行天下。这是有朝一日于人生起伏中，参悟了外饰需要智慧、学识、悲悯的基底，从此将“外饰”熔为人格的一部分，则不会被人轻易拿捏撼动，无欲则刚是也，浩然正气亦同。若奔忙的人们，有天能想明白，何以轻灵迅疾的“剑法”，最终要变成一反常态的“愚鲁”，才算是完成了从而立至不惑的成长蜕变。
第四把则是已经腐朽的木剑，四十岁后不滞于物，草木竹石均可为剑。自此精修，渐进于无剑胜有剑之境。人生开始迈入下半场时，则需要舍需要放，那些年轻人们高谈阔论的“外饰剑法”早已了然于心与己合一，又何须时时带着外饰的概念去做那些有为之为？真悟者，已然一言一行皆合道，是有饰乎？是无饰乎？——惟“愚鲁公卿”能知之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