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实行了严刑峻法，要用严酷的法律统治人们，以至于出现了“族诛”和“连坐”，但并没有像原来设想的一样，能够保持长久，到了秦二世就亡国了。那么，严刑峻法不能长久的背后到底隐藏了怎样的规律？
在古代，人们大多不懂法律，要是国家提倡严刑峻法，就要先普及文化知识，普及法律常识。可是，普及文化知识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开展扫除文盲运动，才慢慢普及了文化常识，而在秦代，老百姓大多没什么文化，也没有书生们家天下的理想，只是用法律来约束他们。他们囿于自身知识和能力的限制，并不能完全理解法律，也不知道法律实行的真正意义是什么。虽然统一六国之后，秦朝迫切需要制定严格的法律，稳定社会秩序，但并非能够获得所有人的认同。尤其是占人数比较多的老百姓，本来就被压榨得抬不起头来，交税，服徭役和兵役，还要遵守很严格的法律，长期的压迫，让他们失去了话语权，也成了经济上的赤贫者，政治上的失语者，甚至成了被迫害的对象。只要有一些社会变动，就一定会有反抗严刑峻法的人出现。
严刑峻法在一定时期内可以稳定社会秩序，并且要“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实现法律的平等。当然，这种平等只是名义上的平等，并不是事实上的平等。事实上，统治阶级可以超越法律之上，但并不能说出来。人们在严酷的法律面前，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也没有任何的活动气儿，只要犯了法，就会被制裁。于是，社会关系变得生硬死板。要是有人杀了人，别人就不敢和他有什么联系，更不敢藏匿他，而他的族人和四邻都要跟着受到法律的制裁。小偷犯法之后，小偷的家人会受到牵连，邻居也会受到牵连。如此一来，法律就变得非常严酷，“一杆子撂倒一群人”，不具备什么通融性。虽然法学家们总是认为，法律具备普适性，也要人们捍卫这种普适性，但法律真的严格起来，尤其是层层加码执行起来，就会让人们受不了。
法律的精神必须具备，而且法律的普适性也应该照顾到，但法律不是万能的，只是生硬的条文，在执行过程中，会出现层层加码的情况，要是制定法律的时候就已经弄成了严刑酷法，株连很多亲戚朋友街坊邻居，在执行的过程中，被层层加码，和犯罪的人有关系的人就真的没有什么活路了。周厉王时期，人们道路以目，最终还是推翻了他的暴政。秦始皇采用了法家的治理方式，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就已经弄成了严酷的法律，没有任何仁义的道德标准和倡导，就让人们失去了道德方向，甚至在被逼无奈的时候，揭竿而起。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意思是，老百姓为了某一项追求，不再怕死了，那么统治者用剥夺其生命的方式来威吓人民，已经没有作用了。寓意是，为政者要用适合统治百姓的方式来治理天下，不能总是以刑罚恐吓百姓。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就是要统治者不用严刑峻法威吓，而是推行儒家的仁义道德，让人们都懂礼节，知荣辱，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就会实现人心所向。
秦代的严刑峻法推行之后，短期内取得一定的效果，无论是税收还是徭役、兵役都能按照质量完成，不过，秦代修建万里长城、骊山陵墓等浩大的工程，耗费了太多人力物力财力，没有能力再去镇压国内的叛乱，以至于陈胜、吴广只是带领八百人的队伍在大泽乡起义，后来发展成上百万人的起义，动摇了秦王朝的根基，后来的刘邦和项羽直接推翻了秦王朝。到了汉朝之后，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允许老百姓几年甚至达到十年不纳税，等到老百姓手里有粮食了，才会收税。如此一来，不仅民间的生产力、劳动力得到恢复，而且换取了人们的信任，达到人心所向的目的。
当然，在惩治贪官污吏的时候，还是需要严刑峻法的，不过，历代皇帝都下不了狠心，不能长久坚持治贪，即便有朱元璋剥皮填草的治理，也只是治理一时，并不能治理一世。于是，上至皇帝下到文武百官，都成了体制内享受福利的人。而治理天下的时候，他们会推行“内法外儒”的方式，把法律和道德一块捆绑推行，而真正在民间起作用的是道德，不是法律。严刑峻法变成了宗族治理的道德，当然也有利于社会长期稳定了。不过，宗族最终会导致官场化，导致腐朽和没落，但宗族治理的作用还是不可忽视的。老百姓接受了道德标准，就会以道德作为立身之本，作为行事的主要依据，如此一来，人们就会遵从道德，同时迷信官僚都是文曲星下凡，迷信民间的神灵。也就是说，皇帝和官员除了推行儒家的道德标准，就推行迷信思想，以此达到愚民的目的。迷信可以让人懂得敬畏，也让人知道自身能力的限制，不能反抗皇权。毕竟，皇帝成了天选之子，也就成了无人能够替代的人……
秦统一六国之后，需要严刑峻法，但只能实行一段时间，不能长久实行。当秦始皇看到严刑峻法取得成效的时候，就相信了长久实行的效果，以至于到了秦二世就不行了。后代的皇帝迅速纠正了这种套路，改用“内法外儒”的帝王之术，推行法律和道德，推行迷信思想，居然能让国家获得长久的生存。当然，前提是不过分滥用民力，不要让财政亏空，只是几个贪官污吏，并不能导致国家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