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时期,儒学是如何通过不同人群,经过多 [复制链接]

引言

西夏时期，儒学是如何通过不同人群，经过多种途径传播的？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一种文化在一个地区得以传播，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所谓“传播”是人类通过媒介和符号交流信息以期发生相应变化的活动。

儒学从中原汉族地区传入西夏少数民族聚居区，传播的方式具有多样性。西夏与当时的宋、辽、金等政权并立，民族文化及教育教学水平发展各异。宋朝作为中原王朝，文化发展水平较高，作为先进文化的发源地传向其他政权。

宋朝时期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是对儒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经过有宋一代的发展，儒学构成了更加完整的概念化及系统化的哲学及信仰体系，并使其逻辑化、心性化、抽象化和真理化，因而宋明两朝政治清明，统治宽松，制度较为完善，因而社会经济发达，都市繁荣，文化发展水平较高。

宋朝做为一个重文轻武的朝代，文化发展水平在中国古代前所未有。西夏作为一个与之并立的政权，受其熏陶和感染及统治者的大力推崇下，儒学及其衍生物理学在西夏得到广泛的传播。儒学在这一时期传播途径多样，主要有统治者的大力推崇，学舍的传播，选官制度的推动，经籍翻译的传播及汉族士大夫的传播等多种方式。

一方面，儒学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倡导的“仁义礼智信”、“忠君爱民”、“仁爱”、“三纲五常”等思想符合封建统治者巩固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西夏国的建立者党项羌族作为马背上的民族，民风淳朴，崇尚武力，而文化发展水平落后。

从政权发展的长远角度来看，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更有利于西夏民众走向文明和开化，政权稳固，国泰民安。故西夏统治者通过兴办学校、效仿汉族的选官用官制度、大量翻译儒家典籍、吸纳汉族士大夫等方式在统治区内大力弘扬儒学及汉族先进文化，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

西夏仁宗人庆四年（）正式实行科举取士制度，策举人，力唱名法，复设童子科。科举制度在西夏正式实行了八十年，西夏不论蕃汉还是宗室贵族，皆由科举而入仕途。后于天盛十三年（）正月仿唐设立翰林学士院，翰林学士皆通过科举进身授职。此外，西夏通过榷场购买和派遣供使求赐等方式引进和翻译了大量儒家经典。

“诏民以书籍赴延边榷场博易者，自非九经书疏悉禁之，违者案罪，其书没官”，通过记载可知宋朝并未禁止九经一类书籍传入西夏。另外，史载宋嘉祐七年（），“表求太宗御制真草，且进马五十匹，国子监九经、《册府元龟》、《唐书》并本朝贺正旦冬至二节仪，且进马五十匹，诏止以九经赐之，还其马。”

西夏还有部分儒臣也积极倡导儒教，如夏崇宗时的御史中臣薛元礼言：“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经国之模，莫重于儒学。”西夏在高度重视儒学的基础上培育出了一批颇有儒家文化修养的大臣，如西夏名相斡道冲是一位“早究典谟，通经同文”的儒臣；高智耀是一位“用儒生，卒以文治太平，实与有力”的儒臣。

西夏历代皇亲宗室也崇儒尚文，爱好汉学。在多个层次，不同人群传播下，儒学在西夏获得了蓬勃发展。

过程的曲折性

儒学在河西走廊地区的传播，其过程是曲折反复的。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除了上层统治阶级接受教育以外，下层民众往往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处于一种愚昧无知的状态。他们往往聚族而居，用一种近乎于原始的方式生存，生活习俗以世代传习为主。在新兴事物传入时，民众最开始往往对其持排斥的心理，不愿接受。

作为西夏主体民族的党项羌族，原来是游牧民族，饮食上具有游牧民族的食乳肉，饮茶酒的习惯。他们按族帐而居，从事畜牧业。饮食及生活习俗较多保留了游牧民族的特征。

迁徙后的党项羌族，一部分保留原来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一部分进入农业区从事农业生产。汉族作为西夏的主要民族之一，对西夏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汉族掌握着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生活上也相对较为富裕。

中原汉族在给西夏带去先进生产技术的同时，也带去了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统治者对儒学的态度决定了儒学在西夏传播的深度和广度。自李继迁始，便以“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的灵州之地为“进取之资，成霸王之业”。

“潜设中官，尽异羌人之体，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李德明时期，“大辇方舆，卤薄仪位，一如中国制”。李元昊建立西夏之初，尚处于领土扩张，各项制度急需完善的阶段，为维持统治的稳固，西夏模仿宋朝建立一套官制，官分文武两班，设立中书、枢密二司及御史台、开封府、翊卫司、官计司、群牧司、飞龙苑、磨勘司、文思院等机构。

作为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精髓的儒家思想得到统治者极大的推崇。第二代皇帝毅宗对儒学更是崇尚有加。西夏早期就正式向宋朝求索九经等儒家经典说明西夏统治者意图在境内弘扬儒学，而作为有儒学传统、以儒治国的中原王朝—宋朝也乐得赐予，这既是友好往来，又可对“外蕃”宣扬教化。

西夏仁宗时期，儒家文化在西夏的发展到达顶峰，仁宗对内发展经济、文化，对外大体上保持和好，各民族间保持相对稳定的关系。

由于仁宗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族先进文化的热爱和推崇，这一时期的西夏出现了“重文轻武”的局面，西夏整个政权的文化发展水平极大提高，但疏于武备的西夏也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困境。西夏在政治制度及官僚体制上体现着儒家治国理政方略，而民众在思想上却极度信奉佛教。这对于儒学向下层民众传播极为不利。

符合西夏社会发展的汉族官职制度、科举制度等与西夏统治阶级息息相关的制度，更得到西夏统治者的效仿和支持。所以，西夏时期儒学的传播更多是在西夏社会的上层阶级。但深受本民族传统文化影响的西夏人，对汉族先进的儒家文化的接收有一个从排斥到接受的过程。

受众的广泛性

受众是传播的接收者，即在传播过程中接收传播者发出信息的一方。受众作为大众传播的接收者，同任何社会群体一样，接收传播时都有自己的选择。而其接收传播后的反应必然是及其多样。受众在接收传播时受时间、地点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在选择接收时往往会考虑传播的媒介及传播的内容。

西夏作为一个多民族结绳的王朝，除党项羌、汉族外，还有回鹘、吐蕃、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多民族意味着多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民族传统。西夏统治者在《天盛律令》中规定：“任职人番、汉、西番、回鹘等共职时，位高低名事不同者，当依各自所定高低而坐。此外，名事同，位相当者，不论官高低，当以番人为大。”

通过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在西夏境内民族众多，主体民族具有优势地位，体现出封建社会民族的不平等。但西夏没有对其他少数民族采取明显的歧视政策，更没有像元朝一样将民族划分为三六九等，进行民族强力统治。

语言的多样性

西夏时期，儒学通过汉文、西夏文、吐蕃文、契丹文等文字在西夏境内广泛传播，具有多语言传播的特点。

儒学在西夏的传播主要是西夏统治者主动向宋朝请赐儒家典籍及通过贸易从宋朝获得。而宋作为中原王朝，境内通用汉文，所以，西夏的儒家学说的传播主要还是用的汉语典籍，用汉语传播。西夏在与辽政权交往时，使用了辽的契丹文。

西夏从境外获得的儒家典籍除了汉文典籍之外还有契丹文典籍。为彰显自己的民族特色，西夏创设了本民族的文字—西夏文，并设立专门的翻译机构对这些书籍进行翻译翻译成本政权通行文字进行传播。

为了巩固自己的民族语言，并作为民族自觉的表征，元昊在正式建立西夏政权之前的大庆元年(宋仁宗景釉三年即公元一〇三六年)，就颁行创制一种新文字，尊为“国书”。西夏国书的制定，是由多人的集体努力而完成的。

元昊非常重视，亲自主持并参加过这项工作。《宋史·夏国传上》说：“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缂之，成十二卷。”这就是官定的西夏“国书”的字汇。

元昊规定西夏政权内所有艺文诰牒，一律都用新制夏字书写并设立夏字和汉字二院，元昊还特任新文字主要制定人野利仁荣主持夏字院，这些都充分说明西夏统治者对推行西夏文的极端重视。西夏送达宋朝的公文，中书汉字，旁列夏字，由汉字院担任撰写；而对于吐蕃、回鹘及西城各政权，所有往来文书中以夏文为主，该政权文字为辅。

结语

总的来说，历史上的河西走廊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西夏时期亦是如此，境内有汉、党项羌、藏、回鹘、契丹等多个少数民族，可以推论，藏传佛教在西夏的兴盛，吐蕃文在西夏境内也广泛使用。